文/黄天骥

在中山大学的黛色康乐园， 树真多，参天真美。千尺现在，小记康乐园虽然处于闹市中心，康乐但依然像大海里出现的老榕一片绿洲，吸引着多少人的树前目光，又有多少人渴望在这里成长、黛色栖息！参天

从康乐园南门进去，千尺夹路是小记一棵棵的紫荆树。微风过处，康乐枝叶轻摇，老榕像是树前拍手欢迎您进入绿色的黉宫。每年七月份左右，黛色它在树梢上便开着粉红色的花。花期较短，不久落英缤纷，校道便如铺上了粉色的碎锦。如果您从康乐园北门进入，校道上又有另一番景象。路边，矗立着一排排的桄榔树。它们的躯干，青青如玉，不蔓不枝，挺然昂首，直指天际。树顶上，只有几瓣尖如葵扇状的大叶，风一吹，它就在半空俯视着您，对您轻轻点头。

当然，康乐园还有许多好树。像在“惺亭”东侧的凤凰木，常把红色的小果实，洒落在草坪上，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南国的相思红豆，惹得姑娘们纷纷捡拾珍藏。怀士堂后面，有儿亩低矮的蒲桃树，树和树挨在一起，构成了绿色的营盘。据知，这丛树，已有近百年的树龄。总之，前人种下的树，环抱着康乐园，让后来近百年的莘莘学子，在树林的荫庇下，度过了宝贵的青春。

中山大学的树与草坪。

说起来，让人见得最多，也最让人喜爱和景仰的，是康乐园里的榕树。在马岗顶，在九家村，在蒲园区，到处都有榕树耸立。不过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却是两株特别粗壮的老榕树，其一在中区，其一在西区。

中区的那棵老榕树，就长在怀士堂草坪的右侧，亦即在黑石屋正门前边的路旁。它的躯干，即使两人合抱，也围拢不过来。它虬根斜茁，一直拱进水泥路的里边。那撑开的枝杈，长满浓绿色的叶子；一条一条的须根，密密麻麻地垂下，恍如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站在路边，守望着在校园里南来北往的学子。在它身后，就是黑石屋。这著名的小楼，是黑石夫人捐建给岭南大学，用作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官邸。钟校长是值得尊敬的是爱国者，对我国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。在陈炯明叛变时，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，曾因避难，在黑石屋度过了一夜，躲过了一劫。现在，中山大学把黑石屋作为贵宾室，不少我国领导人和尊贵的外宾，都来过这里，受到校方规格最高的接待。有趣的是，黑石屋的屋前屋后，也被好几株榕树团团围拢。屋前那棵最大最高的老榕，就像率领它的后辈，代表中大师生带着绿色的笑容，欢迎来访的贵客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映片《羊城暗哨》时，还把大榕树和黑石屋摄入镜头，作为特有的外景之一。

中山大学康乐园的历史建筑黑石屋。

不过，在康乐园，我见得最多并且经常接触的，倒是在西区的那棵大榕树。

七十年前，康乐园最西的边缘，就是西大球场。再往西，斜坡后面，便是牛栏猪栏，以及坟头野地和西洋菜地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学校规模逐渐发展，教师宿舍不敷应用，校方才开辟了西大球场以西的荒坡，兴建教师宿舍。不久，我也被分配到那边新建的“夫妇宿舍”居住。这房子，就靠近大榕树的西南方。

这西区的大榕树，比中区的那棵，更老，也更大。黝黑的树皮，凹凸不平，就像一片片苍龙的鳞甲。最有趣的是，它有一又粗又大的横根。这根高出地面两三尺，平滑可坐。我那时还年青，喜欢和邻居的孩子们胡闹，有空时，大家围着大榕树捉迷藏，或者一起坐在榕根上讲故事，吹牛皮。我们还会摘下榕树稍嫩的枝叶，编织成圈，戴在头上，当作“桂冠”。

不久，这大榕树附近的房子越建越多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，己开辟成中大教工的主要住宅区，即现在的“蒲园区”。夜里，风雨过后，大榕树旁，再听不到牛蛙嗷嗷的叫声，见到的只是千家灯火。而那株大榕树依然屹立路旁。那条路，就被称为“大榕路”。后来，我被安排和戴镏铃、龙康候、蒋湘泽、梁之舜等老师，同在一幢楼房里，分层居住。这几位老教授，分属不同院系。我是晚辈，属中文系。我们同在一个门口进进出出，但各忙各的，很少串门。倒是在大榕树下，常有机会碰在一起。

在蒲园区，大榕路上，人来人往。清早，许多中青年教师，从大榕树下进入西大球场锻炼。黄昏，许多老教授也在这里散步，有些人踽踽独行；而像戴镏铃老师，王宗炎老师，他们多是夫唱妇随。有一段时期，听说王宗炎老师的太太，腮边动了手术，终日戴着口罩。我看见王老师天天陪侍着她，在“大榕路”上散步锻炼。有时，我也会遇见何肇发老师，他患有糖尿病。听说他有一次出差，登机后，自己在座位上注射胰岛素。空姐以为他是吸毒的“瘾君子”，把他扭送到机务室，好一会才弄个明白。我每次在大榕树附近遇见何老师时，总忍不住偷偷发笑。这些老师，都是文科的名师，是中大的栋梁，他们风格各异，但都为社会培育了许多英才。

我还常会遇见蒋湘泽教授。他是研究世界史的名家。蒋老师精干矮小，为人风趣。一天，他在“大榕路”上，一边捧着一堆外文书藉，一边嘴上念念有词，而我正在骑着车前往中区。他一抬头，看到了我，就把我叫住。我以为他有事要我帮忙，赶紧滚鞍下车，听候吩咐。谁知他对我说：“我前天在电视上，看见有人说外语。走前一看，原来是你！”我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“没有呀！我是在电视台上讲过话，但说的普通话呀！”他说，“不不！也不像广州话”。我知道他在给我开玩笑，嘲笑我讲的是不三不四的“广普”。我也就回敬他说：“我在校庆晚会上，看见过您演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生”。他得意了，连声说：“是呀、是呀！”我又说：“当时演崔莺莺的，是谢文通教授的太太。”他更高兴了，一迭声说“不错、不错！”我说：“不过，谢师母比您高出了半个头，我以为您演的不是张生，而是莺莺的弟弟：欢郎”。他知道我在“反击”，哈哈大笑，一不留神，手中的书掉满一地，我赶忙替他拣起，大家笑着分手。在那年代，康乐园笼罩着一派友爱和谐的气氛，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，让师生们团结乐观，意气风发。

在大榕树附近，我也会碰到戴镏龄教授和师母徐开蜀，他们总是慢慢地行走，也不太说话。戴老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担任过中大外语系的系主任，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。在1954年，教育部门把教授的工资级别，分为四级。中大的一级教授有陈寅恪、姜立夫、陈序经三位。二级教授则有容庚、商承祚等二十位，戴老师也名列在内。当时，据说戴老师认为自己是系主任，不应列入，主动退出。（等到“文革”后，学校才又把他补上），我们知道了，都敬佩他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。我们也都知道，他是享誉全国的英语教授，早年留学欧洲，精通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国语言，是著名的研究莎士比亚专家。想不到，后来我竟有幸和他一家成了邻居。

搬进新居不久，有一天黄昏，我在大榕树下，刚好碰见戴老师和师母一起散步。他站在路旁，把我叫住。我赶紧向他俩问好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写的有关纳兰性德的那本书，我和宗炎先生都看了，也讨论过，写得不错。”我连忙请他多多指正。他却提醒我：“我知道你跟王起先生研究古代戏曲，但诗词这块，你也别掉了！”我赶紧点头领教。那时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他是研究外语的专家，但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，也注意到了。后来一想，老一辈的学者，都有很深的国学基础，也自然会关心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。再一想，戴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。早在青年时期，便把莎翁的“十四行诗”，译成中文。和别的译文不同的是，他既注意到英诗的音乐性，又注意到译文要表现出汉语的声韵和节奏。据他的门生王宾教授回忆，当年，戴老师翻译莎翁的“十四行诗”，是译好了一首，便寄给徐女士一首，鸿雁传情，终成眷属。后来，储安平知道了，便拿去一些，发表在《观察》杂志上。我又想，戴老师之所以提醒我，这和他自己的治学经验有关。因为莎翁既是戏剧家，又是诗人。戴老师既研究他的诗，也研究他的剧本，了解对文学不同体裁的研究，应该互相贯通，才能挥洒自如，取得成果。后来，我给自己定下教学和研究的目标：“戏曲为主，兼学别样”，正是得益于戴老师对我的及时指点。

某年冬天，在距离春节的前两天，我又在大榕树下，遇见了戴老师和戴师母。那阶段，我处于困境，心情不好，听说大榕树下，有花农在这里设摊卖花，我也想买些菊花应节解闷。那时，买花的人较多，我只顾选花，却没有发现戴老师，倒是他先看到了我。等到我买了花往回走时，他俩站在路边，把我叫住。我赶紧走了过去。只见戴老师左右张望，欲言又止，摆了摆手，便慢慢地走开。我看着他俩远去的背影，觉得有点奇怪，到底他想对我说些什么？在犹豫中，忽然记起家人吩咐我还要买盆金桔，便回到大榕树下。但是，戴老师当时的表情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。

过了两天，就是春节。按照中大传统惯例，那天早上，教师们都会自动到小礼堂参加团拜活动，彼此握手，互相祝贺。那年，我没有参加团拜，只在书房里看书。忽然，听到敲门的声音，我想，那年头，有些人见到我，“避之则吉”，不会有什么人来吧？或者有人要找别的老教授贺年，弄错了地方吧？正迟疑间，敲门声又响起，我只好前往开门，一看，愣了，原来站在门口的，正是戴老师和戴师母。师母说：“我们给你拜年来了！”我大吃一惊，很不好意思。按传统，只有晚辈给长辈拜年，哪有长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？我赶紧请他们进屋，倒茶、让座，他们也没有说些什么，只问问我妻子身体情况之类的话，几分钟后，便告辞了。戴师母还在袋子里掏出一盒小点心，说是给我孩子的小礼物。我手足无措，赶紧送他俩上楼，（他家在三楼，我住在二楼）。在他家的门口，我向两位鞠躬致谢。当下楼回到自己的屋里时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深深感受到老一辈的教师，对后辈的关怀和理解。过了两天，社会学系何肇发老师，校党委副书记曾桂友，也来我家拜年，他们坐了一会，就到楼下找蒋湘泽老师聊天去了。而老师们的心意，我也领会到了。

在康乐园里，许多老一辈的教授，他们不仅用科研和教学成果，支撑起中山大学的荣耀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，也着眼于学校整体的学科建设，乃至关心和扶持像我那样，属于不同院系晚辈教师的健康成长。因为，他们把学校作为自己的家园，爱护家园里的一草一木。他们不就是校园里又高又粗的“老榕树”吗？那苍劲的躯干，浓密的树冠，佑护着小树的发育茁壮。杜甫有句云：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，我想，诗人写那大树伟岸的风姿，遒劲的风骨，也正是康乐园里“老榕树”的写照，是老一辈学者和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的象征。

我爱绿树成荫的康乐园，园里的树，是一代又一代的教职员工，辛勤栽培灌溉的成果。去年，听说广州砍倒了大批榕树，引起市民强烈的不满。砍树之风，不知道有没有吹进康乐园？“毁树容易种树难”，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，这些历史教训，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。（本文原题《黛色参天二千尺——记康乐园的老榕树》，作者黄天骥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）